财经时评：提防三公消费转移支付

   本报评论员 刘柯
   中央严控三公消费似乎见到了一些成效，不仅很多地方的高档餐饮娱乐场所生意不景气，连一些经营相对稳健资金充裕的上市公司也遭遇寒流，中高档餐饮连锁企业湘鄂情中期预亏2亿元左右，北京中高档餐饮的典范全聚德，结束多年稳定高增长，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下降30%。
   有意思的是，民间中高档餐饮确实因此遭受了供求失衡的影响，但对于政府机关部门三公消费屡禁不止的消息却不断传出，如上海法官事件之中的场地衡山度假村就是一家隶属于上海国资委的涉外三星级酒店，是“2013-2014年党政机关出差 （会议）定点饭店”，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的繁华路段，客房、餐厅、健身房、桑拿、KTV等一应俱全。由于挂着“定点饭店”的牌子，此前生意一直不错，基本没受严控三公消费的影响，而且还因为公务人员不便在其它场所消费而生意兴隆。
   当然，衡山度假村并不是唯一一个不怎么受严控三公消费影响的餐饮场所，其实现在各地都在“下有对策”，最典型的就是大肆装修各自的内部食堂。据《经济参考报》报道，有承包政府单位食堂的老板不惜以1万多元的月薪从北京聘请专做海鲜的厨师供领导内部食堂接待时借用，东部某省一县委内部食堂投入几百万元刚刚对机关食堂进行了扩建和装修，普通干部、主要领导和对外接待三大功能区井然有序。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这些奢华程度不亚于高档餐厅的内部食堂包间里，还有用矿泉水瓶装的五粮液茅台，包装不同喝的却是一个味道，地方不一样了，但档次还是一样，海鲜、高档酒，一个都不能少，消费也不可能降低。
   三公消费转移支付，根结在于三公经费还是太多，不花怎么对得起上级领导？从官方的数据看，2012年中国的三公消费是9000亿元，相当于全年财政收入的10%，但实际数可能比这个还多，前香港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就说现在中国各种明的暗的三公消费加起来基本每年是3.9万亿，相当恐怖。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这些三公消费已经被有关部门机关当作了必须的支出，而且必须随着CPI的水平不断上涨，以至于国家在财政支出的预算上也很为难，即使按5%的口径统一削减财政支出，很多地方和部门也未必会全部削减到三公经费上。从2013年已经公布三公经费的省市区增减幅度看，山西下降5%，山东下降4.5%，新疆下降4.2%，浙江下降3.7%，北京下降0.9%，而广西则还上升0.1%。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三公经费过于庞大减不下去，各部门各单位才有用钱的动力，有那么多钱，谁都想用。中国每年的行政支出占财政支出的1/4，而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才9%左右，日本甚至只有2-3%，同样为人口大国的印度只有6%左右。这25%以上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被用做了三公消费，因此，要从源头上遏制三公消费，就必须先少发点钱，应该真正让公务部门成为清水衙门，这样才能有效遏制三公消费的欲望。
   并不是说，一定要有钱才能管好人，只要有好的制度，同样可以管好人。2011年8月，美国副总统拜登一行5人在北京自己吃馆子，花了79元；同年8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来华赴任乘坐经济舱，这在大手大脚惯了的中国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美国，就是总统收了50美元以上的礼物，都得上交。难道是美国没有钱？美国一年的GDP是中国的两倍，三公消费仅1300亿人民币左右，只有中国的1/8，为什么这么节省？那是因为美国对三公消费有严格的规定，以请吃为例就有著名的“牙签法案”，规定企业或说客不得宴请官员吃饭，只可请他们参加酒会。酒会所有食物只能用牙签或手指拿着吃，不得有正式饭菜。
   试想，如果上海那几个法官也只能拿着牙签吃点东西，不暖饱思淫欲，也不会出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