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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你也有“舆情恐慌”?

天府新视界 2024-05-29 09: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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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岷江轩 天府新视界 2024-05-29 07:30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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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流量策略”加速成为显学。“泼天流量”令很多人、很多机构、很多城市心生向往。但流量在创造神话的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争议。流量红利与流量反噬的转换,往往也就一念之间。

如何吃到流量红利,又不被流量所吞噬,这是一个社会性课题。有媒体报道,最近已经出现了第一个对“泼天流量”说不的城市。

以社会治理的视角审视,流量与舆情,往往深度嵌构。流量越大,舆情风险也就越大。“流量渴望”与“舆情恐慌”,往往是一体两面的。因此,对舆情的重视,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条由舆情监控、舆情评估、舆情平息等构成的“舆情处置”全链条,越发成为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标配。与此同时,舆情本身的冲击,以及所衍生的“失职风险”“问责压力”等等叠加共振,一同造成了“舆情恐慌”情绪在基层场景内的滋生蔓延。直面关切,真正厘清“舆情恐慌”的前世今生,方有走出“舆情恐慌”的方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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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恐慌”,怕的是小事拖大、因小失大。复盘以往案例,我们会发现,舆情的发生,相当一部分都是源于某个很小的导火索。比如说,一次普通的政策调整、一场零碎的街头冲突、一起寻常的治安案件,凡此种种,其并不具有显著的“新奇性”“重要性”,但偏偏就是能演变为舆情巨震。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很多基层干部唯恐“片刻放松”疏忽任何一丝苗头而酿成大祸,神经紧绷乃是常态。

“舆情恐慌”,怕的是小题大做、小过大罚。按理来说,舆情本是中立的,其所提示的只是关于某个“议题”或曰“话题”讨论热度。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一刀切把“舆情”等同于“险情”,生舆情必扑灭、有舆情必检讨、出舆情必整改。在某些时候,舆情应对的负担感,包括而不仅限于开会、写材料、搞汇报的“强负荷”,甚至远大于舆情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如此这般,时不时的“小题大做”,基层干部自然疲态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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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恐慌”,源于历史创伤的疤痕效应。毋庸讳言,对舆情的忽视、轻视,曾经让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员,付出过沉重代价。前车之鉴不远,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成为一种系统性共同意志。然而随之而来的结果是,在局部范围内,发生了从舆情失敏到舆情过敏的大翻转。基于“负面记忆”所训练而成的神经反射式的认知与行为模式,往往会带有明显的“悲观化”“夸大化”倾向,舆情所投下的长长的暗影,如黑洞一般,吞噬了太多的人力、精力。

“舆情恐慌”,源于矫枉过正的无效内卷。“网络素养不够”“舆情应对能力弱”,一段时间以来,已成为评价基层舆情工作的常用句式。甚至,就连不少基层干部都形成了这种自我认知的刻板印象,心里没底、遇事发慌。为了对冲这种先天不足,“矫枉必须过正”成了一种流行的方法论。于是乎,层层加码、不断加压,随时上报、动辄预警,“狼来了”的“紧急状态”高频上演。在枕戈待旦、风声鹤唳的高压状态中,追求虚幻的“安全感”,“卷”到极致,身心俱疲。

都云“风波恶”,不敢“等风停”。舆情的风,不知何时何地刮起,不知会掀起何种滔天巨浪。有备无患、以备不测,在局部演绎成了那种须臾不敢松口气的临战状态。很多时候,大家已经分不清是风动、幡动还是心动。一些地方,日复一日的巡检监测、沙盘推演、预案演练、痕迹管理、填表开会,让基层干部望而生畏——“舆情恐慌”各有各的慌,破除“恐慌”急需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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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舆情恐慌”,要认清传播的混沌性和治理的确定性。无论信息传播还是舆论场演化,本质上都是一个巨大的混沌系统,其具有偶发性、耦合性、未知性。只有认清了这一基本前提,才能尊重规律,少做些无用功。舆情必然会发生,这并不是“怕什么来什么”,而是现代信息社会、市民公共生活的必然产物。对此,要做好心理建设,要保持平常心。“对策强于预测”,不怕事就能担事。对舆情的应对,谁也做不到“尽在掌握”,治理的确定性,永远是相对的完美。

破除“舆情恐慌”,要认清信息空间的正态与异态、拟态与实态。关于何为舆情,或许更适合进行限缩性理解而非扩展性阐述。日常工作中,一部分基层干部,把舆情的内涵和外延泛化。把“几个网友的冷嘲热讽”“话题热搜榜的高位呈现”“专业媒体的正常报道”,都直接视作要“采取措施”的舆情,这显然是模糊了信息社会的正常状态和异常状态。我们知道,网络舆论场,实际上是由媒介、平台和用户共同塑造的一个“拟态环境”。这就要求,舆情工作要区分好拟态与实态,切不可机械地“唯网是从”、入网进圈而脱离群众。

破除“舆情恐慌”,要认清舆论和公论、舆情与民情。网络舆论场是依托线上空间所建构的特定时空情境,但它并不是全部的“舆论”,更不必然代表“公论”和全部的民意。众所周知,传播学上有个很经典的“沉默的大多数”理论:在一个行动体中,公开发表意见的总是少数,而大多数人则是沉默的,但大多数沉默的却常常被少数人所“代表”。某些舆情事件中,往往会形成强势一方排山倒海的压倒性声量优势,这构成了阶段性的超强裹挟效应。越是如此,就越是要多些基本盘的整体论视角,要有“以我为主”的动力,通过扎实全面的调查来指导工作,而非总是被动迎合网舆。

“舆情恐慌”,怕事必然误事。如果把舆情看作是网络沙尘暴,那么我们无疑有必要重申那个最基本的道理,也即“治沙不是要消灭沙,治沙要回到沙源地”。舆情应对,终究是有能力边界的。面对舆情,大可不必如临大敌,而是应该沉下心来,做到就事论事、分类分级,要正视舆情背后所折射的社会问题、履职缺失和民意诉求,要对舆情分而化之地穿透剖解、趋利避害地转化利用,唯有如此,才可走出恐慌、转危为机,让舆情处置工作真正成为现代治理体系能力建设的晴雨表和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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