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清辉：做强国内大循环 确保中国经济拥有足够的回旋空间

宋清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在此背景下，今年5月，国务院召开的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再次明确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航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把发展的战略立足点放在做强国内大循环上。这标志着“做强国内大循环”已非权宜之计，而是事关长远、关乎全局的重大战略抉择，更是推动中国经济穿越周期、行稳致远的核心支柱。

在笔者看来，我国之所以将做强国内大循环置于发展战略的首位，其必要性与紧迫性源于对内外形势的深刻洞察。

首先，这是对冲外部环境风险的“压舱石”。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和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为中国经济带来了诸多挑战。与此同时，外需市场的波动风险进一步加大，部分国家推动的产业链“脱钩断链”，对我国的经济安全构成了威胁。在此背景下，将发展的立足点转回国内，充分激活内部需求和供给体系，无疑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外部循环的过度依赖，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确定性，能够有效对冲国际循环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以确保中国经济在风浪中拥有足够的韧性和回旋空间。

其次，这是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潜力的“金钥匙”。中国拥有14亿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庞大市场，这是我们最独特、最宝贵的战略资源。长期以来，外向型经济模式让我们分享了全球化红利，但也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尚未被完全挖掘。做强国内大循环，正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内需，将这一独有的优势转化为内生性、可持续的增长动力，从而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的根本性跃升。

再者，这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传统依赖低成本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而高质量发展则要求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做强国内大循环，其核心要义在于打通内部经济的堵点卡点，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广范围、更高效率的配置，进而倒逼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显而易见，这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是实现发展模式根本转型的内在要求。

尽管战略方向已明，但在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道路上仍面临着诸多难点。

一方面，居民消费动力显现疲态。今年以来，尽管汽车、家电“以旧换新”等政策频出，但整体消费市场的反响并未达到预期中的强劲表现。这说明单纯的短期刺激效果有限，问题的根源或在于，广大居民面临着“不敢花钱”和“没钱花”的双重约束。要真正让老百姓“敢花钱”，必须从短期刺激转向构建长效机制。当务之急，亟须通过深化改革，构建更公平的社会环境，逐步缩小收入差距，让广大中低收入群体也能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另一方面，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一方面，部分高端化、个性化、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供给不足，无法有效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部分中低端产业则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源浪费和恶性竞争。此外，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仍存在“卡脖子”环节，自主完备性有待提升。

要打通上述国内大循环的诸多堵点，关键在于以深层次的改革激发内生动力，彻底疏通消费、创新和市场三大关键脉络。

首先，要以体制机制改革培育科技创新的肥沃“土壤”。高水平的国内循环需要高质量的供给作为支撑，其核心引擎便是科技创新。为此，需要从三方面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第一，亟须破除“唯论文、唯职称”的评价导向，建立真正以市场需求和产业应用为标尺的科研评价体系；第二，亟须构建更加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并进一步打破身份、编制等壁垒，促进人才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之间自由与高效地双向流动；第三，必须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落到实处，这是创新的“生命线”。

其次，必须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当前，最大的“拦路虎”便是根深蒂固的地方保护主义与行政壁垒。中央层面应明确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行为的“负面清单”，并建立起有效的长效机制。

做强国内大循环，是一场关乎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更是一项复杂而宏大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既要正视外部风险的风高浪急，也要勇于直面内部的顽疾。其成功与否，系于能否真正将消费的潜力转化为现实的需求，能否将创新的活力注入产业的肌体，能否将市场的壁垒化为通途。显然，这考验着我们的改革智慧，更考验着我们的战略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