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退市制度的落实为什么这么难

■黄湘源

退市制度改革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从证监会所召开的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动员部署会上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退市制度推进的大造声势固然不难，但落到实处显然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截止2020年11月12日，沪深股市年内退市公司的数量已与历史上最多的2019 年持平，连续两年达到18家之多。至此，中国股市在有史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所发生的退市总数累计已经达到136家。此外，另外还有超40家上市公司发布了退市风险警示报告。尽管每年平均退市的数量目前依然还不过4.53家，这同最近每年新上市公司高达数百家之多的数字相比几乎仍可以说是微不足道，不过，退市制度的进步显然还是相当明显的。

从五年前的一上市就拿下37个涨停板，到今天的黯然退市，暴风集团在中国股市的退市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它告诉人们，公司如果不是真心实意地为了做大做强而上市，那么，该退则退才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在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把好“入口关”的同时，畅通“出口关”，抓好退市制度改革的落地实施，乃是当前资本市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退市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从中央到相关责任部门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不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说得再好或者唱得再好也不如做得好。在落实退市制度上，停留在口头上的表面功夫哪怕做得再出色，对于退市制度改革的推进也是起不到一点实际作用的。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切实纠正目前的这种对IPO常态化的重视远甚于将该退则退切实落到实地的倾向。没有退市机制的常态化，不要说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IPO常态化。相反，如果只有IPO的常态化而没有退市机制的常态化，那么，中国股市这种重圈钱轻回报的局面不仅将难以改变，反而还将有可能变本加厉地背弃优化资源配置功能，朝着同更好地回报投资者的宗旨根本相反的方向永不回头地走下去。

科创板在试点注册制的过程中设置了组合性财务类退市指标，力求精准清除“僵尸企业”和“空壳公司”，这意味着即将退市的上市公司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卖房卖地和财政补贴等方式拼凑利润以扭亏保壳。可是，创业板在进入注册制改革的时候，却破天荒地又重新允许借壳上市。这在某种意义上不啻给创业板存量公司借涨跌幅限制放大到20%的机会重新大炒特炒其低价股大开了方便之门。深交所不遗余力地企图遏制这种投机性的低价股炒作，其稳定市场的动机固然不难理解，不过，在笔者看来，扬汤止沸，毕竟不如釜底抽薪。不从完善退市制度的源头上去遏制投机性的借壳上市，要想从根本上防范低价股炒作的卷土重来，恐怕还是很难很难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证监会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工作部署中，罕见地提及了缠访闹访规避退市的现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此前的正面报道中，不仅这种提法难得一见，相关的报道也从来就没有公开过。不过，缠访闹访现象的发生，如果不是有人在背后煽动，对于造成相关投资者产生不理智行为的动机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在退市问题上，确实也并不是不存在导致一部分投资者利益无端受损的某些值得关注的情形。比如说，面值退市一方面通过投资者意志的自由表达简化了上市公司市场化退市的程序，避免了以前曾经司空见惯的人为规避退市现象的发生，这当然也是面值退市的做法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不过，另一方面，一些原来存在造假上市或其他有可能触及强制退市条款的上市公司，如果在监管部门尚未来得及做出相关行政处罚之前就已经被面值退市了，那么，受损的投资者也不无可能将面对欲诉无门而得不到应有之赔偿的结果。投资者如果只是由于类似于这样的原因而对相关退市问题产生不同的意见，也是可以理解的。对此，以缠访闹访论一言而蔽之，未必是对待投资者在具体退市问题上不同意见的适当说法。更重要的是，未来的退市制度如果建立在这样一种带有倾向性的基础上，不能举一反三地对退市制度加以完善和健全，那么，也未免将因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而有失公平。

退市难，再难也难不过一个法字。只要证监会和相关交易所在贯彻落实中央深改委和国务院部署的过程中，认真吸取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退市改革的经验，注意总结退市监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退市规则，那么，随着退市配套制度的落地，任何此前在退市实践中所曾经发生过的偏差不仅将不难得到纠正的，而且，该退则退的情形也必然将越来越向好的方向转变。对此，我们有理由寄予充分的信心。